我出生于文革初年，生性愚钝，小时侯的事情大都记不得了，唯有那次“反动标语事件”的亲历，至今刻骨铭心。

   时值我读小学五年级。时代背景是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华国锋任主席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，大字报、标语铺天盖地。受大环境的熏陶，我们这些革命小将也不甘落后，一见空地就手痒，就要写标语。标语的书写物很简陋，书写地点也很随意，无非是黄皮石粉笔头就着墙壁或青石板，但内容很丰富，有“打倒四人帮，我党更兴旺”、“打倒四人帮，生产打胜仗”之类的时尚之作，也有“某某要死了”、“某某和某某两口子”之类的人身攻击之作，还有“打倒那些说我们家有很多羊的人”、“我统（捅）那些说我们洗澡的人的娘”之类的泄忿之作。

   闲话休絮。话说这天一大早，我们几个放牛羊的老伙伴照例来到我家后面的小山上放羊放牛，突然有人发现了“重大情况”：一块大青石板上赫然写着一行黄皮石字：“打倒四人帮华主席万发”。字写得很别扭，没加标点，没有空隙，“万岁”的“岁”字末笔太长，怎么看也是个“发”字。要在现在，我们也许只笑作者的书写不规范和书法拙劣。但当时就不同了，我们都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，一致认为，这“打倒”后面有两个名词，没有标点隔开，就都应该算是“打倒”的对象；另华主席是不能称“万岁”的，更何况“万发”与“犯法”在我们的方言里完全是一个读音！我们越分析越紧张，越分析越兴奋，牛羊也顾不上放了，就派人火速赶去报告了校长。校长当时正提着裤子准备大便，闻讯连大便也取消了，硬撑着火急火燎地赶来，确认这就是“反动标语”！我们当时特别渴望能得一两句表扬，不料表扬没得到，校长反而脸色铁青，命令我们马上把牛羊赶回家，所有人都到学校里说明情况。

   接下来我们那几个人就被隔离了。我被安排在一个老师的房里，这个老师非要我承认是我写的，说现在承认了就没事，等查出来就要往公社送了；然后又反复要我在小黑板上写字。我开始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是在对笔迹。不久，这个老师去吃早饭了，走之前说，你不承认就不能回家吃饭。不是我写的我当然不紧张，但不让我吃饭就很烦了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不久我们几个最初的发现者都一一回到了教室，我们这才发现事态越来越严重了：整个上午全校停课，所有学生都呆在教室里，不准互相说话，不准随意走动；小山周边的几个生产队的学生都必须一一写字以核对笔迹，一一说明这两天的去向和证明人。校方同时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，一时全校风声鹤唳。到了中午，我饿得要哭出声来，我们这才被允许回家吃饭，但下午又再回学校，继续重复上午的事，直至天黑。但当天事态没有任何进展。晚上我挨了父母一顿好骂：“看到了擦掉就是，一个个都哈起屙粪不出！”我当时虽然认为父母觉悟低，但通过一天的折腾，也发现他们的话不无道理。好在第二天，作案者就浮出了水面，是我同班一个绰号叫“老鼠子”的男生。此人又孤僻又胆小，学习成绩一塌糊涂。他承认了书写事实，但矢口否认是有意为之。

   但此时已由不得他了，因为学校和大队都认定这是“反动标语事件”！好在“老鼠子”祖宗三代都是老实巴交的贫农，学校和大队就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，只开了一个全校性的大会，责令“老鼠子”上台做检讨就算完事了。但“老鼠子”写检讨书绝对是一件艰苦卓绝的事情，写了一上午，才写了包括“检讨书”在内也不过二十来字的几句口水话，气得校长拍着桌子骂：“反动标语晓得写，检讨书就不晓得写！”后来还是班主任辅导他写了一下午加一晚上才成。

   我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大会的两个细节。一个是“老鼠子”念检讨书的情景：衣衫褴褛，头发脏乱，头低垂至胸口，一字一抽泣，一句一抹泪；另一个是贫下中农管学校的一个头头慷慨陈词中的几句话：“......日本鬼子在我们这里强奸妇女，什么叫强奸你们懂吗？就是男人和女人揿架！你爷（父亲）和你娘，你哥哥和你嫂嫂，在床上脱了衣服揿架。区别呢，就是我们的是一个男人揿一个女人，日本鬼子是几个男人揿一个女人......”

   “反动标语事件”以后，“老鼠子”更孤僻更胆小了。当他和别人有争执时，即使他占着理，别人也只要一句“现行反革命”就足以令他放弃争执；他越来越不敢和别人交往，连看电影都一个人远远地躲着，据说是怕电影里出现抓反革命分子的镜头时，别人笑话他。后来用不着怕了，不知怎的他还是不合群，大概是惯性使然吧。

   “老鼠子”的家境很不景气。33岁那年，他才用父母的毕生积蓄“娶”了一个贵州来的女孩。眼看有好日子过了，不料前几年女人出去打工，回来后就闹着要离婚，没得半点退步。现在，他一个人带着儿子过。儿子和他一样的孤僻胆小，日子过得挺拮据的。

（刘泽堤）